摘要:戴翔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作为通景图式,其内容的选择性策略,使作品流于单薄,不足宏观地展现一个时代的宽度和厚度。就是说,这种图式撑不起这个时代丰富、多元的内容。
两张上河图 同样不客观
宋心泰

         最近,影像艺术家戴翔的巨制《清明上河图》在网上迅速传播,引发摄影圈、文化评论界、社会公众的热烈关注。有媒体载文认为宋代的“《清明上河图》黎民百姓丰衣足食,秩序井然,没有以权压人,没有腐败,没有道德堕落和滑坡,非常祥和。”(参见网文《对"新清明上河图"不能有诛心之论》)历史上的北宋真的如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所绘的太平盛世?


       传说张择端完成《清明上河图》后,将它呈献给宋徽宗。应该说,这样一卷歌功颂德之作,显然掩盖了北宋时期的社会矛盾,未能真实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。北宋中后期社会矛盾尖锐,官场腐败丛生,地主豪绅欲壑难填。加之军事软弱和政坛动荡,发生了后来徽钦二帝被俘的千古奇辱。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在《容台集》中认为,《清明上河图》“乃南宋人追忆故京之盛,而寓清明繁盛之景”。失国之人怀念故国,那么故国的一切总是美好的。因此,《清明上河图》不是一件客观的作品,虚假繁荣,掩盖了社会的真实面目。虽然在艺术手法、艺术功力上为旷世杰作,但是其创作的指导思想是有失偏颇的。


       试想,如果用戴翔的方法制作北宋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苏轼被贬黄州前的“乌台诗案”、高俅“蹴鞠被赏”、奸相蔡京浩浩荡荡的“花石纲”队伍、清官寇准被贬客死他乡等这些人和事会不会一一被请上画面?其实,《水浒传》里的官逼民反事件、《金瓶梅》里官场的荒淫故事,足够制作好几张《清明上河图》了。一个政权如果真的像《清明上河图上》所绘,就不会出现国破南迁偏安一隅的惨痛教训。有研究者认为,《清明上河图上》的繁荣场景,恰是隐藏着对北宋帝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的危机感,是对宋王朝的警醒。


       列宁说托尔斯泰是“俄国革命的镜子”,其作品揭露沙皇统治下俄国的腐败现实。但是,托尔斯泰不是简单呈现俄国的腐朽现实,没有泯灭俄罗斯民族深沉的良知,其作品在揭露的同时总是传递真善美的力量。鲁迅小说《药》写了人血馒头,但夏瑜的墓上“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,围着那尖圆的坟顶。”鲁迅深深地诅咒黑暗的现实,但也没有放弃对社会未来的希望。而印度的文学大师泰戈尔,没有批判现实的作品,但其温柔和谐的诗句至今仍在温暖着人类。艺术家是自由的,万事万物都可以是艺术家表现的题材、素材。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一味地粉饰、讴歌现实,虽是名作,应予反思画家的创作动机。而戴翔集中近年现实中极端阴暗面进行叠加表达,画面上看不到社会正面的事实,没有高楼丽景、万商云集、长桥通衢、霓裳羽衣。


       据知,戴翔为了这件作品下了将近3年的苦功,使用鼠标的手指发生了损伤。我们为艺术家这种追求艺术的刻苦精神所感动,也为这件庞然巨制而感动。但是,这件当代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如果要理性客观地制作,画面中应该既有城市管理暴力问题、交通管理问题、地沟油、挟尸要价、权势炫耀等近年发生的负面事实,也应该有“只要生命不结束,服务人民不停止”的退休地委书记杨善洲、毕生助学的三轮车夫白方礼老人、舍己救人的最美女教师张莉丽等近年涌现的各种“感动中国”的好人,以及各种诸如“希望工程”的各种美好故事。戴翔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作为通景图式,其内容的选择性策略,使作品流于单薄,不足宏观地展现一个时代的宽度和厚度。就是说,这种图式撑不起这个时代丰富、多元的内容。这是作者思想境域逼仄、情感过于偏好的结果。


       进入新世纪以来,由于互联网应用的迅速普及,使得人人有话筒,个个是记者。各种曝光的画面、质疑的声音充斥荧屏。客观地说,很多问题经网络的传播、监督,的确得到了解决,推动了社会的进步。但是,我们也应看到,过度的曝光与质疑、集束传播社会阴暗面,极大地冲击了正能量的传播,大长了社会的负面情绪。一些艺术家简单消化西方艺术观念,以负面内容为题材进行简单挪用、拼接、图解,弄出各种奇奇怪怪的所谓的“当代艺术”,为极端负面现象推波助澜。而赞颂国家进步、认可社会发展的优秀文艺作品市场大大削弱,弘扬正能量的作者抬不起头来。所有这些现象,都应引起认真思考。 
评论区
最新评论